在西安灞桥的一间朴素屋子里，书架上摆满了丰富厚重的诗集与作品，墙上挂着“洪庆文化艺术学会”的牌匾。路桄畅坐在木桌前，指尖摩挲着一本翻旧的《诗经》，眼神里既有对土地的眷恋，又有对文字的炽热。作为陕西农民诗歌学会常务理事，他从《诗经》的源头聊起农民诗歌的前世今生，从田埂上的劳作谈到手机里的灵感，用半个多世纪的创作与坚守，诠释着“诗人”二字无关身份、只关热爱的真谛。
图为实践团专访路桄畅副会长 岳思滢摄
路老师从诗歌源头展开论述：他认为农民诗歌的根脉应追溯至《诗经》，历经《楚辞》、唐诗宋词等历代文学滋养，“诗歌从来离不开土地与生活，不应以‘农民’的身份标签框定”。他强调，古今诗歌本无“农民与非农民”之分，如陶渊明的田园诗、王维的山水句，皆是对人与自然的书写；当代诗歌更应突破题材束缚，“看到星星可以写星外，触摸土地也能谈心灵”。
谈及农民诗歌的发展历程，路老师以三代诗人为例展开详解：第一代以王老九、张凤翔为代表，因文化基础薄弱，多借快板形式创作，作品理论性较弱却朗朗上口，如张凤翔《养猪谣》充满生活气息；第二代以王胜才为代表，开始在创作中求新，通过“父亲如黄牛”与“自己开拖拉机”的对比，展现两代农民的时代变迁，哲学思维与描写对象均有突破；第三代以郭建明、苦果等为代表，彻底脱离“仅写土地”“强化政治观念”的单一模式，将笔触延伸至城乡交融、内心世界，运用比兴、信天游等手法，呈现多元风格。但无论哪一代，“刻在骨子里的乡土情怀，始终是农民诗歌的灵魂”。
在剖析农民诗歌现状与困境时，路老师直言：“陕西黄土太深，太多好作品被埋没。”他细数当下难题：农民诗人生活艰辛，一亩地种麦年利润不足500元，多数人需兼顾农活养家，体力与精力双重透支；出版门槛高，一个书号费用达2万至3万元，普通诗人难以承担；社会关注与政府支持多向知名诗人倾斜，多数作品“如盲人在黑暗中跋涉”；部分诗人转向城市题材，对农村的人文关怀渐弱，作品深度与广度不足。
针对“拇指作家”这一新兴群体，路老师认为需辩证看待：“新事物有其生命力，手机、电脑等工具让灵感记录更便捷，我自己也常用语音功能存想法，回家再整理。”他肯定“拇指写作”传播快、接地气的优势，但也指出短板：部分写手持“流量思维”，仅停留在提出问题，缺乏对事物深度与远度的挖掘，“写一瓶水，既要写表象，也要写作用与意义，多角度才见层次”。
何为优秀作品？路老师提出多重标准：需展现对世界的美好向往，传递人文关怀与宇宙正义；要兼具音乐美、意象美等多元美感，做到“诗中有画”；更要能增强人的生存欲望，如李白“飞流直下三千尺”让人感受自然之美，《悯农》“汗滴禾下土”唤起对劳作的珍视。他强调，诗歌的情怀应是民族情结、人文关怀与宇宙关爱的凝结。
采访中，路老师还对比了国内外乡村题材创作：国外华人诗人多有雄厚经济基础，写作更像“情感释放”；而中国农民诗人多凭热爱坚守，受限于农耕社会背景与经济条件，作品更扎根土地却也更难突围。他对年轻创作者建议：“要多接触生活，像浇地时听麦子喝水的声响、感受冬夜的寒，这些体验比想象更鲜活；还要多读书沉淀，学会多角度看事物，比如一个茶盒，从不同面看有正方形、菱形，写出来才立体。”
路桄畅老师的语言中，字里行间满是泥土的气息，又藏着对生活的巧思。他说自己仍是那个“踩着泥巴写诗的农民”，却早已在土地与星河间架起了一座桥。这座桥，一头连着《诗经》里的古老歌谣，一头通向“拇指作家”的新声；一头系着黄土地的厚重，一头牵着对世界的眺望。而他笔下的每一个字，都是铺在桥上的砖石，让乡土的温度与诗歌的光芒，能一直照向更远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