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7月，西安外国语大学“觅泥土馨香，寻秦川犁笔”三下乡团队来到陕西省鄠邑区西郊村进行实地考察，对清洁工诗人刘英桃老师进行了采访。当我们来到英桃老师家时，这位50岁的环卫工人工装袖口沾着尘土，围裙兜里却露出半截磨破的笔记本，纸页上密密麻麻记着短诗——扫帚扬起的尘埃与笔尖流淌的文字，在她身上奇异地交融成生活的二重奏。
一、一本刊物点燃的文学星火
刘英桃与文字的缘分，藏在一场热气腾腾的义务劳动里。那年村里的柳絮絮老人要办活动，正在清扫街道的她放下扫帚就去搭手，擦桌子、摆板凳，忙到日头偏西。本想取回落在活动现场的水杯就走，却被桌上一本《涝河诗话》勾住了眼。
“最后一页说要征稿，我瞅着那铅字发愣，”刘英桃摩挲着笔记本封面，指腹的老茧蹭过纸页，“咱没念过多少书，连钢笔字都写不周正，哪敢往刊物上凑？”这份犹豫藏在心底两年，直到2022年疫情来袭才被打破。
那时村口的大喇叭天天喊着做核酸，邻里碰面的问候从“吃了没”变成“做了没”。这个带着烟火气的细节，像颗种子落进她心里。“凌晨扫街时琢磨，回家哄孙子时也琢磨，就想把这日子记下来。”她蹲在路边石阶上，用捡来的半截铅笔头，在烟盒背面写下了第一行字：“棉签碰着嗓子眼，日子也得往下咽。”
真正让她踏稳创作步子的是《晒麦》。那年夏天，她顶着正午的日头下班，见几位老师正帮乡亲翻晒麦子，麦粒在阳光下滚成金河。“大家汗珠子砸在麦秸上，笑声比蝉鸣还响。”她回家就着台灯写了整夜，把麦香、汗味和说笑声都揉进诗里。这篇作品后来发表在《涝河诗话》上，拿到样刊那天，她把杂志压在枕头下，翻来覆去看了半宿。
二、在忙碌夹缝里挤出来的诗意
凌晨四点的街道，扫帚划过路面的“沙沙”声是刘英桃的起床号。她负责的路段长两公里，从菜市场到中学门口，果皮、纸屑、落叶得扫三趟才干净。中午两班倒的间隙，她常蹲在便利店屋檐下啃冷馒头，塑料兜子里装着的笔记本，是她唯一的“奢侈品”。
“一天在岗十小时，回家还有一岁多的孙子要抱。”她的生活像上了发条的钟：清晨扫街，午后保洁，傍晚哄娃，深夜趁家人睡熟了，才能趴在炕桌上写几句。有次刚写出“路灯把影子拉得老长”，孙子突然哭起来，她赶紧把纸塞进炕缝，抱起孩子轻轻拍着，“等娃睡沉了，那点灵感早跑没影了”。
家人成了她最坚实的后盾。儿媳妇发现她总在哄娃间隙偷偷写东西，某天主动接过襁褓：“妈，你去写，我带娃、做饭，啥都不用你操心。”现在每个周末，儿媳妇都会把孙子带出去玩半天，给她留出完整的创作时间。“家里人不说啥大道理，但知道我稀罕这事儿，就够了。”刘英桃说着，眼角的笑纹里盛着暖意。
她的作品里全是这样的生活碎片：凌晨五点的露水打湿裤脚，收废品的老汉哼着秦腔，中学生把空瓶塞进她的保洁袋时说的“谢谢”。“我写不了风花雪月，就写眼皮子底下的真事儿。”她翻到一页写环卫工的诗，“扫帚是笔，街道是纸，咱扫过的路，都是能入诗的景。”
三、不追潮流的创作初心
刘英桃的手机里没有抖音、快手，屏幕上只有通话和短信两个图标。“不是学不会，是觉得日子够忙了，没空看那些虚的。”她更愿意把时间花在观察上：看那位天天扶老父亲散步的年轻人，记他弯腰给老人系鞋带的动作；听菜市场摊主的吆喝，琢磨那些带着土味的押韵词。
加入陕西农民诗歌学会两年，她认识了苦果、王连生等作家朋友，却很少参加线上交流。“他们说我写得‘土’，我觉得土才实在。”前阵子刚认识的杨老师劝她试试写小说，她摇摇头又点点头：“先把短诗写扎实了，等啥时候能把晒麦的场景写出三页纸，再琢磨别的。”
采访结束时，夕阳把她的影子投在刚扫干净的路面上，扫帚斜倚在墙角，笔记本摊开在桌子上。笔尖划过纸面的声音，和远处传来的蝉鸣一样清亮。“只要还能扫地，还能拿笔，这字就会一直写下去。”
图为实践团成员采访刘英桃老师 通讯员 杜豫贞 摄
这位在尘埃里拾捡诗意的劳动者，用最朴素的坚持证明：文学从不在云端，而在扫帚划过的街道上，在哄睡孙子后的台灯下，在每个普通人认真生活的褶皱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