暑假社会实践队员个人总结

　　暑假里的一个清晨，我踏上了前往沙洲县抗日民主政府纪念馆的路。车窗外，江南的田野泛着新绿，油菜花在微风中摇曳，很难想象八十多年前，这片宁静的土地曾经历过怎样的烽火硝烟。纪念馆坐落在张家港市塘桥镇韩山村，白墙黛瓦的建筑群落隐在苍翠的松柏间，既保留着江南民居的温婉，又透着革命遗址的庄严。推开那扇镌刻着“沙洲县抗日民主政府纪念馆”字样的木门，一段尘封的历史便在眼前徐徐展开。

　　展厅入口处，一幅巨大的历史地图吸引了我的目光。1941年，日伪军在苏南地区实施“清乡”，抗日根据地遭受严重破坏。为凝聚力量、坚持斗争，中共沙洲县委根据苏中区党委指示，于1941年2月在韩山村成立沙洲县抗日民主政府，这是苏州地区最早建立的县级抗日民主政权之一。

　　“当时的条件极其艰苦，政府机关没有固定办公地点，干部们白天隐蔽在芦苇荡，夜晚深入村庄发动群众。”讲解员指着一组场景复原模型说。模型中，几名身着粗布衣的干部围坐在油灯下，桌上摊着泛黄的地图，墙角堆放着简陋的武器——这便是当年政权运作的真实写照。在展厅的玻璃柜里，一份1942年的《减租减息布告》格外醒目，泛黄的宣纸上，毛笔字力透纸背，字里行间满是“还利于民、依靠于民”的初心。

　　漫步在“政权建设”展区，一张张老照片串联起那段艰难岁月。从建立区乡抗日政权、组建地方武装，到开展统战工作、推行经济改革，沙洲县抗日民主政府在敌人的眼皮底下，硬是筑起了一道坚不可摧的“铜墙铁壁”。特别令人动容的是“两面政权”的故事：不少伪保长表面应付日伪军，暗中却为抗日队伍传递情报、筹集物资，他们用“白皮红心”的智慧，在刀尖上守护着百姓的安宁。

　　“最后一粒米做军粮，最后一块布做军装，最后一个儿子送战场”——展厅墙上的这句标语，道出了沙洲百姓与抗日政权的血肉联系。在“军民鱼水”展区，一组名为《母亲的牵挂》的雕塑让许多参观者驻足：一位白发老妪正为年轻的战士整理衣襟，战士手中紧握着半截窝头，眼神里既有不舍，更有坚定。

　　讲解员讲述了“红菱渡”的故事：1943年秋，日军对沙洲地区进行大“扫荡”，30余名新四军伤员被困在长江边的芦苇荡。当地渔民王桂英冒着生命危险，摇着小渔船往返十余次，将伤员转移到安全地带。为躲避日军搜查，她把伤员藏在船舱底部，上面铺满红菱，自己则假装赶集的农妇应对盘查。如今，“红菱渡”已成为军民同心的象征，静静流淌的江水，仿佛仍在诉说着这段生死相依的往事。

　　在“百姓支援”展柜里，几件实物见证着那段历史：一只磨得发亮的土陶碗，是村民给游击队员送饭时用的;一把缺口的镰刀，曾为部队收割过军粮;一块补丁摞补丁的棉被，凝结着十多户村民的心意。最让人震撼的是一面“拥军旗”，红布虽已褪色，但“抗日救亡、军民一心”八个金字依然耀眼。据记载，这面旗子是1944年春节，韩山村妇女连夜赶制的，她们把自家仅有的红布拼凑起来，用金粉写下对子弟兵的祝福。

　　转过一个拐角，展厅的氛围变得凝重起来。“英烈墙”上，密密麻麻镌刻着200多位烈士的名字，他们中既有县委书记、区长，也有普通战士、民兵，最小的年仅16岁。在周水平烈士的遗像前，一段文字让人泪目：“1942年5月，时任县抗日民主政府秘书的周水平，为保护群众转移，主动暴露自己引开敌人，在弹尽粮绝后跳入江中，被敌人乱枪扫射牺牲，年仅28岁。”

　　“这些烈士没有留下后代，甚至没有一张清晰的照片，但他们用生命换来了今天的和平。”讲解员的声音有些哽咽。在英烈墙的尽头，一面鲜红的党旗格外醒目，许多参观者自发在此驻足，向英烈三鞠躬。一位白发老人抚摸着墙上父亲的名字，喃喃自语：“爹，您看，现在的沙洲多好啊，您的血没有白流。”

　　走出纪念馆，雨已停了。阳光透过云层洒在广场上，“抗日烽火映沙洲”纪念碑的剪影格外挺拔。广场旁的草地上，几位小学生正在老师的带领下宣誓，稚嫩的声音里满是坚定：“铭记历史，报效祖国”。不远处，韩山村的新民居错落有致，老人们在健身器材上锻炼，孩子们在追逐嬉戏，一派祥和安宁的景象。

　　站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汇点，我忽然明白：纪念馆里的每一件文物、每一段故事，都不仅仅是历史的见证，更是精神的火炬。沙洲县抗日民主政府虽然只存在了三年多，但它所孕育的“不畏强敌、团结奋斗、依靠群众、甘于奉献”的精神，早已融入这片土地的血脉。如今，这种精神正化作推动发展的强大动力，让昔日的抗日根据地蜕变为现代化的文明城市。

　　离开时，纪念馆的木门在身后轻轻关上，仿佛在提醒每一位参观者：铭记历史，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从先辈的奋斗中汲取力量，让红色的基因在新时代的沃土上，开出更加绚烂的花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