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在学生的入学实践中，充满了世俗权力与宗教权力的角力和磨合。
教会颁布的“离职求学许可”，除了为“受俸教士”提供了前往大学求学的制度可能之外，还使大多数在校生获得了摆脱经济困境的新机会。
由教会和世俗王权授予北欧学生的“教士司法权”，以及南欧学生与当地政府协议获得的“市民司法权”，又使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身处异地的司法困境。
而在入学注册阶段，“新生”与“大学”初次遭遇。其中，最重要的实践活动就是宣誓仪式和同伴间的“入学礼”。
宣誓过程中，新生将手放在一本打开的官方书籍上，诵读誓言内容。接下来，他缴纳费用，并且将姓名登记在教师的注册簿上。
最后，新生迎来“去除犄角”“洒水净化”等带有闹剧性质的“入学礼”。这些活动的方式和过程是大学与新生的初次互动，不仅能够激发学生自己对新身份的强烈认同，还使他们获得了仪式上的“重生”。
其次是学生的学习实践。学习实践受时间和空间环境的影响尤其显著。学生、教师与大学的意志，最终落实在了他们对时间、空间的安排与利用上。
大学对学期、假期和节假日的规定，以及对每个课程日的安排，制约着学生参加课堂学习的类型和时间。
在假期和节假日，通常只有学士开设的“特别讲习”；在正常的课程日，由资深教师主讲的“常规讲习”一般只在早上进行，尤其是早上的第一节课。
另外，教师的授课方式和空间场所，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学生的课堂学习方式。由于教师的文本讲习以口头传授为主，所以学生们通常会用做笔记的方式来辅助课堂学习。
而且在有限的课堂时间和教室空间里，尖头铅笔、无墨尖笔和蜡板成为记录课堂笔记的常见工具。
再次，由于中世纪社会，尤其是中世纪晚期的社会对大学学位的追捧，导致越来越多的学生不得不走进考场，为未来的职业生涯增加筹码。
中世纪大学学生的互动对象和关注视域，开始跳出大学，与中世纪社会的价值尺度、交互方式等接轨。
与现代大学以笔试和论文答辩为主的考核方式不同，中世纪大学的考试以口头辩论为主。考试的主要目的也不是对所学知识的检验，而是对学生未来执教能力的考核。
因为从本质上来说，“学位”其实是学生获得的执教资格或教师身份。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往往由教师开展的“判定辩论”和“开书演讲”等教学形式成为了大学学位的考试形式。
而学生在考试之前，除了复习课业之外，更重要的就是为“就职礼”的宴请和娱乐筹备资金，以及为获得学位之后的教学活动租赁教室。
最后，由于教俗权威对“知识型”人才的需求，学生在离开大学之后面临的将是一个机会众多的就业市场。
然而，中世纪大学只是所处社会的“反射镜”。大学教育对学生就业的促进作用十分有限。只有那些能够综合多种社会资源的人，才最有可能取得事业上的成功。
因此，学生在求职过程中不得不假借多种渠道。家族的关系网、同窗好友的帮助和大学的支持，是他们通常利用的就业途径。
所以说，除了少数资质十分优异的学生之外，大多数学生都需要他人的推荐，才能获得就业机会。
总之，实践中的“学生生活”，不是各种生活碎片的简单拼接，而是在其延展开来的每一个阶段，都处于多因素互动关系中的活动集合体。
在规则外寻找认同：中世纪大学学生生活的特殊性
作为享受诸多特权的年轻人和中世纪大学学生生活的主体，学生赋予中世纪大学学生生活独特的表现形式。
和现代大学的本科生类似，中世纪大学尤其是北欧中世纪大学的大多数学生，都处在“桀骜不驯”的一二十岁。
这个年龄段的年轻人更有可能抱着猎奇的心态，对所有“越轨”行为产生浓厚兴趣。他们在规则之外标榜自己的与众不同，通过这种方式寻求并获得自我认同。
例如，在《巴黎大学档案集》中，一位名叫克莱蒙·勒热纳的学生，在面对“通奸”、“暴力”、“亵渎神明”等指控时，并没有完全否认这些控诉，而是声称它们是自己的理性本能，是保持阳刚之气的必备需求。
再譬如，学生群体对新成员的接纳以及对老成员的“送行”，都以其特有的方式在进行。仅仅按照大学规定完成注册流程的新生依然无法得到学生群体的认可和接纳。
新生只有通过同伴间恶作剧式的“入学礼”才能真正融入其中。而且，对于那些即将获得教师身份的老成员，学生群体也以嬉笑玩闹的方式送上最后的嘱托。
另外，中世纪大学的学生还是拥有诸多特权的特殊群体。
北欧和南欧中世纪大学的学生，分别通过“教士身份”和“市民身份”获得的司法特权，不仅为他们自身赢得了异地生存的基本保障，也对他们的大学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
这些司法特权成为学生群体利用越轨行为彰显个性的“免罪金牌”。
1252年6月，教皇英诺森四世曾向巴黎的执事抱怨，一些携带武器的学生倚仗自己的司法特权，无缘无故地冒犯并欺辱了当地民众。
由于涉事学生拥有司法特权，所以教俗权威对这类事件的处理结果又为下一次的暴力冲突埋下了隐患。
所以，对中世纪大学及学生生活的稳定性而言，为学生们带来生存保障的诸多特权，有时候也是一把利害相随的“双刃剑”。
总之，在中世纪大学的学生们看来，既定规则是外部权威的意志化身。因此，学生群体的自我认同和意愿表达，往往需要在规则之外来寻找。
追寻智慧之光：中世纪大学学生生活的基本特征
因此，在由学业活动构成的生活主线上，一定还穿插着不同形式和不同属性的其它活动。
诸如学生的暴力行为、嬉闹玩乐以及他们与城镇居民的经济互动、与教俗权威的宗教或政治互动等，都是构成中世纪大学学生生活的有机部分。
但是，归根结底，从“学生”这一身份出发，中世纪大学学生生活的基本特征依然是对“智慧”的寻求。他们借钱参加学位考试，甚至不惜与家族决裂也要获取求学资金。
面对权力的威势和真理的召唤，像阿贝拉尔那样选择后者的学生也大有人在。在他们看来，论辩的刺激和知识的新奇比所有战场上的战利品都更有价值。
然而，学生对智慧真理的探寻不可能发生在“真空”之中。他们在大学的生活过程处处体现着与外部社会的联系和互动。首先是教会的影响。
学生参加课堂学习的时间以及在大学的假期和节假日，都是围绕教会的时间在安排。课程开始之前和结束之后的弥撒祝祷也是大学的常规惯例。
即便是学生获得的执教资格，也必须经过执事或领班神父的官方认证。
而且对北欧中世纪大学的学生来说，他们本身就被当作教士看待，除了享受教士的司法权之外，大多数学生还依靠教会的“圣职俸”缓解了经济压力。
其次是世俗权威的支持。在大学诞生之初，最早向异地学生提供官方庇护的就是世俗君主。
腓特烈一世在《完全居住法》中，曾满怀关切地将博洛尼亚的学生称作“为了学习而长途跋涉的学生”。除此之外，和教会一样，世俗政府也为大学的学生提供了就业的机会和可能。
最后，学生也利用自身的学识参与并影响外部社会的发展。博艺系科的文法、修辞和辩证法训练，使得他们成为起草文书的行家里手。
对神学和法学经典著作的研读，又为他们成为处理教会事务和政府事务的咨询顾问奠定了基础。在中世纪教会，大学的学生甚至通过当选教皇而成为教会决策的直接制定者。
那么，基于与外部社会的互动联系，我们是否可以将中世纪大学的学生生活理解成一种为未来职业做准备的生活？
如果仅从成为大学教师的角度而言，“为未来职业做准备”这种说法似乎行得通。因为学生的业士学位其实就是教会官方授予的“通行执教资格”。
由教师行会主导的硕/博士学位“考试”，也是学生获得教师身份的入会仪式。然而，在涉及大学之外的职业发展时，大学教育从来都不是任何职业的“准备教育”。
尽管学生在大学的知识积累、思维训练、人际关系，可以为他们带来教会的、世俗政府的以及社会公共职业的就业机会，但是他们的大学生活并不是有意识的“职业准备生活”。
学生在中世纪大学的生活底色始终都是追求真理的“理智生活”。与中世纪大学的前辈们一样，现代大学的学生们依然面临着“所学”与“所用”的双重矛盾。
在入学和求职就业时，他们也需要在智力付出与经济回报之间寻找平衡。然而，不论在中世纪大学还是在现代大学，大学精神的核心都是探求真理的理性自由。
正是一代又一代“大学人”对这份自由的坚守，成就了中世纪大学作为现代大学源头的历史身份。
如英国中世纪史学家波威克坚信的那样：“只要人类还保持着探求真理的欲望和行动，中世纪大学就不会消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