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安鄠邑区的乡间校园里，有这样一位老者：课堂上，他握着粉笔讲解汉字的温度；书桌前，他握着钢笔记录乡土的脉动。他是教了四十多年小学语文的杨民社，也是坚持写作四十年的农民诗歌写作者。近日，西安外国语大学“觅泥土馨香，寻秦川犁笔”三下乡团队走近杨民社，听他讲述粉笔与钢笔交织的四十年，如何写就一段关于热爱与坚守的故事。
讲台与稿纸：两样热爱，彼此滋养
杨民社的文学启蒙，藏在少年时的作文本里。初中课堂上，他的作文常被老师当作范文朗读，“每次听到自己的文字被念出来，心里就像揣了只小兔子，又紧张又欢喜。”高中时，他和同学在饭桌上办起油印刊物《求索》，刻蜡板、推油墨，油墨沾了满手，却觉得“比吃了蜜还甜”。
1985年，刚走上讲台的杨民社在《西安电大报》发表了第一篇作品《实习前期练兵忙》。“那时候工资才几十块，稿费不多，却比发工资还让人激动。”他至今记得，当时的语文教研组组长拿着报纸对他说：“小杨，会写东西的老师，讲课都带着灵气。”
这话成了他四十年的写照。在课堂上，他把自己的写作心得融进教学：教学生写作文时，他不说“要写真情实感”，而是讲自己写《村口的老槐树》时，如何蹲在树下看了三个傍晚的光影；讲鲁迅的“两棵枣树”，他会带着学生去校园的角落，看两棵并排的白杨树，让他们感受“重复里藏着的劲儿”。而学生们的作文，那些关于麦田、炊烟、爷爷奶奶的句子，又成了他笔下的素材。“有个学生写‘爷爷的锄头在墙角打瞌睡’，我记了二十多年，后来写进了《农具记》里。”他笑着说，教学与写作哪里是两回事？“就像地里的麦子和泥土，互为养分。”
先做人，再动笔：字里行间见筋骨
聊起写作，杨民社总爱提一个观点：“字是人的影子，人站得直，字才立得住。”他常给年轻写作者讲两个古人：秦桧的字再好，因卖国求荣，墨迹里也透着谄媚；文天祥的《正气歌》不算华丽，却因气节撑着，读来能让人直起腰杆。“就像咱地里的棉花，看着白软，可弹成棉线，能拉得老长——那是因为里头有筋骨。”
这份“筋骨”，在他心里，藏在鲁迅的文章里。“我们那代人都说‘三怕’，周树人、文言文、写作文。可我偏喜欢鲁迅，他的文章像手术刀，能剖开里子看真相。”他能背出《秋夜》里“我家后院有两棵树，一棵是枣树，另一棵还是枣树”，有人觉得是废话，他却摇头：“你想啊，那会儿的鲁迅，心里憋着多少话没处说？这重复里，是孤愤，是不屈，是字的骨头。”
这种对“真”的执着，让他的文字里总带着泥土的实在。他写过村里的老支书蹲在田埂上啃干馍，写过收麦时妇女们头巾上的汗渍，“咱农民写作，别学那些花架子，地里长不出塑料花，字里也藏不住假。”
图为实践团成员采访杨民社老师 岳思滢摄
泥土里的灵感：从民间故事到“三农”心事
杨民社的笔尖，从未离开过鄠邑的泥土。作为土生土长的鄠邑人，他的稿纸上总有“三农”的影子：春耕时的犁铧、夏收时的麦浪、秋收后的场院，还有农民脸上的笑与愁。“咱国家是农业大国，农村是根。农民写作者不写农村，写啥？”
他的案头总放着一本泛黄的笔记本，里面记满了鄠邑的民间故事。“你听过‘腊家滩’的传说不？”他翻开笔记本，指着一行字念：“‘要得腊家“龟”，除非天塌涝河吹’——说的是以前有个地主，用小斗放粮、大斗收粮，最后被洪水卷走了。”他说，这些故事里藏着老百姓的智慧，“比书本里的大道理鲜活多了”。
作为鄠邑区政协文史资料登记员，他见过太多让他动容的农民写作者：有位老汉办厂亏了本，却把仅剩的钱拿去印诗集，“他说‘日子能苦，诗不能苦’”；还有位妇女白天种大棚菜，晚上在灯下写散文，“字里全是黄瓜架下的露水味儿”。“鄠邑能成文化大县，靠的就是这些人——肚子里装着庄稼，心里装着诗。”
给“拇指作家”的心里话：别丢了根，多练笔
如今，鄠邑的田间地头多了些“低头族”——他们不是刷视频，而是用手机写东西，被称为“拇指作家”。杨民社自己也是个“潮人”：50多岁时自学电脑管理学籍，现在每天都要翻陕西农民诗歌协会的公众号，“手指头划着划着，就看到老乡们写的诗，比看电视剧还上瘾。”
他觉得，手机给农民写作打开了一扇新窗。“以前投稿要寄信，现在点下发送就成；以前只能给村里人看，现在全国人都能读。”但他也常给年轻的“拇指作家”提个醒：“手机是工具，不是根。根还得扎在地里。”
他总拿环卫工人刘英桃举例：“两口子扫大街，忙得脚不沾地，却写出‘扫帚划过路面，像笔在纸上写诗’这样的句子。为啥？因为那是从心里冒出来的，不是编的。”他还常说鄠邑一中的“二愣精神”：“老师楞怂教，学生楞怂学。写东西也一样，别怕笨，多写多练。开始可能是‘要我写’，慢慢就成了‘我要写’，最后不写憋得慌——那才是真喜欢。”
图为实践团成员与路桄畅老师、杨民社老师及其爱人的合影 岳思滢摄
四十年过去，杨民社的粉笔染白了头发，钢笔写空了墨水瓶。但他说，只要鄠邑的麦子还在长，农民的故事还在发生，他的笔就不会停。“我这辈子，就做了两件事：教孩子认字，替土地说话。够了。”
